【乡村建设专栏】钱理群:持续百年的“六次下乡”
发布时间: 2016-05-08 12:16:14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本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于2009年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颁奖大会演讲节选,经作者审阅后发表于《中国合作经济》2009年第2期,《新华月报》2015年7月号上半月“乡村建设”专栏。

“乡村建设”专栏是由新华月报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及国内多家乡村建设实践机构友情合作出品。

你们都是要到农村去的志愿者,一看到诸位,我就觉得似曾相识,你们的言谈,说话的姿势,眼睛里流露出的热情、困惑,你们的快乐与苦恼,初到农村时的惊喜,工作深入不下去时的焦虑,以及无休止的争论,平静下来以后的思考与自我质疑等等,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曾经出现过,而且,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这里存在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存在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也许你们并没有意识到,你们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新的篇章,你们是沿着前辈所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你们正在继续书写与创造新的历史。

一、第一代知识分子下乡

“五四”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源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充分肯定;对于“农民的发现”,鲁迅后来有一个追述,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这至少说明,“五四”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农民,底层的人民,他们不是供人观赏、践踏的“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要求的独立的“人”,他们应该享有自己的幸福,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独立权益。

而另一些思想家则把农民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发展联系起来。李大钊当时就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进而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于是,他发出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李大钊讲的第二个理由,就更值得注意。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 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诡诈的手段”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哪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而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条理由。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青年的踪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误”。因此他号召:“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这番话可能与大家的感受不大一样,因为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城市还是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还是令人向往的;但城市人满为患,大概也是迟早发生的事。

二、第二代知识分子下乡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与小规模的试验上,并没有形成实际运动。真正的“到农村、民间去”运动的大力发展,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农村,认识到中国的根本改造必须从农村开始。但却在如何实现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而农村问题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变革必须从土地改革入手,改变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大多数农民则无地或少地的状况。而中国的革命又必须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的变革为全国变革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诗词里所描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一部分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因此,需要进行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他强调,这四大教育的核心,是对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保健力和团结力”的培养,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与改造,而“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这才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他提出了“博士下乡”的口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河北定县等地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

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力推行者,但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并不在于愚、贫、弱、私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要抓住根本性的环节,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而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重建民族新文化。具体到乡村建设,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梁漱溟也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辟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区。20世纪的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这些实验区都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

三、第三代知识分子下乡

20世纪40年代,在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抗日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从这一事实出发,毛泽东引申出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论断:“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中国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计民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进一步呼吁“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以至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他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的。人们感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通过自身的痛苦经验发出内心的要求——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产生软弱无力感,这时候就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普通农民,自然就成为战争中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于是,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走向农村,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四、第四代知识分子下乡

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一个是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觉性,正是这两大激情使得他们年轻时候的最大志向,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因此,农村一直是我们认为可以大显身手、同时改造思想的广阔天地。当然,不可否认,这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理念,即“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那里”。大学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到边缘山区贵州去,在专区所在地的安顺教书,但一教就教了18年,正是我从21岁到39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中国的社会底层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这几乎决定了我以后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尽管我在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离开了贵州来到北大这样一个“最高学府”,但我始终以贵州作为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精神联系。

五、第五代知识分子下乡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那一代,这是上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说的很明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我不主张将这场运动过于美化、理想化。但有一个事实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当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来到农村,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一位当年的知青说的话: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我说,这两个“才知道”是非同小可的,无论对于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今天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许多骨干,都有知青背景或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在农村中所获得的各种不同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今天的观念与行动都有重要的影响,自然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大批知青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同时也引起了农村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建设,也为以后农村的变革做了一定的准备。

历史回顾,不难注意到两个重要现象。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民间去”的运动是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这是为什么?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思考着两个“为什么”,对我们今天重新走向农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六、第六代知识分子下乡:关于今天的大学生支农

到了21世纪初,我们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这其实是你们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作为第六代人的“青年志愿者”,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在什么样的历史驱动下,重新走向西部,走向中国广大的农村的?

我想了两句话:“今天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作为回答。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中国的年轻一代中的一部分人,会觉悟到自己需要农村?在你们的一次总结汇报会上,有一个同学说了一句话,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他说,下乡支农,“我们的生命多了一层底色”,我想,今天就从这“底色”说起。

在全球化的中国与世界,人的生命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是“固守者”,即坚守在本土:从世界的范围,就是坚守在中国本土;从国内的范围,则是坚守在自己的家乡。另一是“漂泊者”,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国内到国外,总之是远离故土,到“远方”去寻求自己的发展。当然,“固守”与“漂泊”是从来就有的。固守者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失根的问题。其实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你天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不自然就认识这块土地,甚至也会产生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我就这样问过贵州的大学生: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这就说到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确实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们世世代代生养于兹,并且辛苦耕耘于这块土地,不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愿望,陌生于他们的文化,就很难说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在我看来,在过去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赴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去寻求自己的生命之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世纪初,你们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根”运动,是在补你们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当你和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成为你生命记忆中的永恒,并以此作为你的生命底色,今后,无论你走到哪里,哪怕是远离故土、家乡,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你都是有根的,你都有一个精神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