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专栏】谭重威: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办和特点
发布时间: 2016-05-08 12:26:11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2015年11月号“乡村建设”专栏。

“乡村建设”专栏是由新华月报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及国内多家乡村建设实践机构友情合作出品。

抗战中的乡村建设·主持人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各界都以各种方式进行回顾与纪念。

回到历史,乡村建设在“抗战”中同样发挥积极作用。对于1937年后日军的全面进犯,不仅直接让乡村建设从地理空间上转移到西南一隅,也不仅是战争的全面破坏状态让建设更加艰难,其进一步改变了乡村建设的社会基础——同仇敌忾让民族矛盾突显为全民矛盾,各种资源动员的方式和思维习惯等都围绕“战争”这一形态进行着重新组合。

面对救亡压力,多数乡建实践从“救民”向“救国”转型,并以宣传动员、政治调停、人才培养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抗战救国和广义的乡村建设实践。此时各乡村建设领导者也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整个民族和生存意义上更大的社会自我保护,比如:梁漱溟参与创办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之间艰辛斡旋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作孚在抗日战争最紧张、最危急的历史关头组织指挥了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之“宜昌大撤退”;陶行知发起的志愿兵运动与难童教育;晏阳初利用国内外影响积极宣传抗战教育等。

本专题选登三篇文章:《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为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后于1938年2月赴徐州小驻约一个月,在与鲁南鲁西原乡建同人设法恢复联系、鼓励抗敌的同时写成。《晏阳初先生抗战嘉言录》为杨华军和宋恩荣两位先生从新版《晏阳初全集》中摘选晏阳初先生抗战期间及前后的相关言论,因篇幅限制,只可能选择其中的一小部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办和特点》作为抗战期间乡村建设的部分具体实践回顾,写作者为今已离世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老校友谭重威先生,希望我们可以藉当年青年学子的回忆与整理,重温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这所尝试打通“象牙塔”与“泥巴墙”的可贵尝试。

谨以此专题纪念抗战胜利及期间各行各业无数先贤们的奋力与付出,感谢杨华军、宋恩荣先生的细致摘编及李晶、张振两位同学的录入校对。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潘家恩)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40年创建于北碚歇马乡大磨滩(当时属巴县地界),原名“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培养乡村人才的高等学校,1945年扩充为独立学院,改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长由平教会干事长晏阳初兼任。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重庆北碚歇马乡大磨滩创办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40-1951),晏阳初任院长。图为1948年7月2日,晏阳初(前排右四)与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平教会是民办学术团体,1923年成立于北京,1926—1936年在河北定县发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抗战爆发后先迁湖南长沙、四川成都,1939年初迁到陪都重庆。晏阳初和他的平教同仁到重庆后,决定筹建乡村建设育才院,并把办好这所学校作为平教会当时的中心任务。但因平教会在抗战初期人力物力损失惨重,创办育才院困难很大,为了争取社会的支持和赞助,经多方奔走,邀请了各方面代表人物张群、蒋梦麟、翁文灏、熊式辉、张治中、吴鼎昌、陈布雷、甘乃光、蒋廷黻、康心如、何廉、黄炎培、卢作孚、何北衡、梁漱溟、梁仲华、陈筑山、郑璧成、张伯苓、晏阳初等组成董事会,选张群为董事长,晏阳初和卢作孚分别担任董事会秘书和会计,处理筹募经费和建校等重大事宜。筹集了开办费38万余元,得卢作孚协助在大磨滩征购土地500亩作校址,1940年建成,同年10月28日开学。设研究部和专科部。研究部收少数大学生为研究生,研究乡村教育和农村经济;专科部第一年设乡村教育和农业两个专修科,学制为2年。1942年增设水利专修科和社会专修科。1945年改名乡村建设学院,设教育学、社会学、农学、农田水利学四个系,学制4年,并获准该院本科毕业授予学士学位。乡建(育才)院建成后,平教总会亦迁至该院内,并在璧山县建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区,作为该院学生实习基地。

乡村建设学院(育才院)有以下一些特点:

1.校址在农村,距歇马场5里,是龙凤溪畔的一片开阔的田野,风景优美。校舍有疏疏落落的28幢平房,没有校门和围墙,与某些大学的高楼大厦相比,自然是相形见绌;然而这里不但是学习研究的优良环境,而且有利于熟悉农村,了解农民,使学生习惯乡村生活,热爱乡村建设事业,多数师生来到这里不久,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2.该院的系科设置及课程安排与一般大学也有所不同。在申请立案时,当时教育部审查人员认为“乡村建设”的院系设置是新花样,不符合《大学法》的规定,于法无据,不予批准。后经陈立夫(部长)作为例外批准。院长晏阳初,代院长瞿菊农、梁仲华等,针对当时大学教育脱离实际的通病,除了四个专修科(后改为四个系)开设必修的专业课程外,还开设各科(系)共同必修的课程,如“乡村建设概论”、“农村经济”、“社会工作法”、“公共卫生”等,共23学分(农田水利系专业课程繁重,减少了乡建必修课,增加了实习)。他们主张学生不仅要在课程上学习书本知识,还要注重深入农村,社会调查、发现问题,参加科学研究和实验,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表征推广,各系各年级都有实习的规定,有参观见习、调查研究、乡建工作实习、专业实习、综合实习等。有的在课内,有的在课外和假期进行。总的说,四个专修课(后改为系)的设置,就是为了培养救治中国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的专门人才。“社会系应认识问题,研究问题,为乡村工作开其端;农学、农田水利两系应针对人民需要,开展建设工作,力求致其用;乡村教育系研究推动致用之术,用以总其成。各系分工合作,同归于乡村建设”(梁仲华语)。该院还准备增设乡村卫生系,培养卫生教育人才,但因筹建平民医院等配套工作推迟,没有实现。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农学系学生田间实习

3.晏阳初主张办学民主,实行学术自由。1941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刘衡静教授到育才学院担任训导主任,讲授《三国演义》,并提出要该院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的党部、团部并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遭到晏阳初的拒绝。他多次在师生大会上讲“育才院是无偏见、超党派的学术机构,不建立任何党派组织”,“我在政治上不带色彩,是一个透明体”。因此,该院一直未成立国民党、三青团的公开组织。刘衡静亦于翌年离去,由教务主任汪徳亮(进步教授)兼管训导工作。1946年取消了训导制,学院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处理重大问题,主要由学生四自会管理学生的课外活动,实现了民主管理。学院定有教师与学生在课外自由聚谈的制度,晏阳初院长的住宅也定期向学生开放,让学生自由访问,以增进师生间的互相了解。

该院学术风气比较自由,进步教师开设和讲授新哲学、新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图书室藏书3万余册,师生可以开架自查,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的书刊都可以自由借阅,其他大学列为禁书的《联共党史》和中共“七大”文件等都可以借到。

4.乡建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平教会拨款。平教会的经费主要是由晏阳初向国外募捐而来。1929年晏到美国募捐得到50万美元,在北京组织了管理这笔捐款的经济委员会;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平教会得到国际组织米尔板卫生基金会和美国洛克裴勒基金会的定期补助,补助了6年;1945年乡建学院董事会的张治中、黄炎培、张伯苓、卢作孚发起筹募乡建学院的经费,募得约2000万元法币;1946年晏在美国约请中外人士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运动中美委员会,负责宣传、募捐和保管募得的捐款。

由于上述经济来源,乡建学院得以在美国购买较充足的仪器设备和新出书刊;由于晏阳初为农民服务和教育的爱国热忱,感召和吸引了较多的专家学者、归国博士到平教会和乡建学院工作,乡建学院师资力量较强,瞿菊农、梁仲华、孙伏园、白继眉、汪徳亮、魏永清、孙渠、张汇兰、叶德光、徐坚、马特、常得仁、崔宗培、胡洁清、王诗农、任宝祥、梁桢、徐国棨、陈定宏等知名教授先后执教于此。

5.乡建学院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但对学生征收学费却很低,自开办以来,每学期收学费15元,宿费免缴,杂费(包括水电、体育、医学)讲义费都是代收性质,学期结束时多退少补。伙食费由学生四自会的伙食团自己管理。在法币急剧贬值中,15元学费曾经只够寄一封平信。

该院的清寒学生,有时可得到学院安排课外工作领取自助金,成绩优秀的可获得奖学金,抗战时期由沦陷区来的学生可由学院向教育部申请补助(贷金)。据1946年统计,当年获奖学金的有66人,享受贷金的100人,自助生13人,以上三种渠道获得经济帮助的学生共179人,占学生总数247人的72.4%。此外,几乎每个学生都可向学院免费借用蚊帐,借用英文原版教科书。

由于收费低,报考的学生较多,录取标准较严,这就保证了新生质量,例如,1945年夏季招生,1045人报考,录取新生160人,实到116人;1946年夏季招生,1500余人报考,只录取113人;1948年夏季招生,3300余人报考,也只录取100多人。考进乡建学院的学生中,家境清寒的较多,再加上学院地处农村,因而学院有勤劳朴素的校风。

6.乡建学院还有民主、团结、进步的校风。首先体现在学生四自会的产生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四自:即自习、自给、自强、自治)。四自会主席由全院学生民主普选产生,每学期选举一次。程序是:先自各系、班级选出代表组成班代表大会(相当于“议会”),班代表有权制定和修改四自会章程,并负责主持四自会主席的选举工作,用民主方式提出四自会主席候选人名单,各候选人分别组织竞选团开展热烈的竞选活动。最后由全院学生投票产生四自会主席,由主席聘请自习、自给、自强、自治四个组的组长成立四自会执委会(相当于“内阁”),对全院学生的课外活动及生活秩序进行多方面的有效管理。民主产生的四自会在学生中威信甚高,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由于学生能自己管理自己,学院领导既放手又放心,学生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除口头向四自会提出外,也可将意见贴在食堂外的“民主墙”上,附议的可加上自己的名字或学号。有三分之一以上要求召开全院学生讨论时,四自会及时召开大会讨论和表决。

各系系会和女生生活励进会也是学院倡导的学生组织,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工作,并执行学生四自会的统一部署。

学生自由结合组织读书会、壁报社、剧社、歌咏团、舞蹈团等。开展社团活动,也是民主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乡建学院的11年间,影响较大的自由组合社团有30多个。在丰富课余生活、交流思想、促进友谊和团结,帮助进步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该院学生团结的风尚好,表现在新旧学生的团结和友谊方面十分突出。许多旧生为了欢迎新同学,在开学前提早返校,每个新生进入该校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旧同学的热情相待,好似投入了暖流。系会的、社团的乃至全校性的迎新会都是既朴实又隆重。新同学很快就能交上一些不同系级的新朋友,不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环境。

从育才院到乡建学院,一直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周文耕、甘光余、吕应生、李国音先后任支部书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力量日益强大,每届学生四自会的选举结果基本上都由进步力量掌握四自会的领导权,社团活动、壁报、歌咏、文娱等活动十分活跃,四自会于1946年底及翌年初邀请育才学院学生到该院联欢后,秧歌舞也很盛行。政治空气和学习空气都很浓厚。1947—1949年地下党组织在该院发展了外围组织“六一”社和新青社、民青社,有社员四、五十人。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1949年春的争温饱、争生存(“四˙二一”)学生运动,该院学生站在斗争的前列,许多人被重庆特务机关列入密捕的黑名单。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在重庆进行大逮捕,乡建学院是他们镇压的主要目标之一,该院师生31人被捕(教师8人,学生23人),约占师生总数的十分之一,比例之大,实为空前。

7.解放前的大学,常有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而乡建学院的学生,毕业前就要在平教会华西实验区实习,毕业后即派到实验区任辅导员,工作有保障。有少数毕业学生另谋其他工作,学院也不限制。

乡建学院办学11年,共招新生1180人,毕业生共379人,其中专修科毕业134人,本科毕业245人。

该院1951年被接管,改名“川东教育学院”,翌年院系调整,并入西南师范学院等校。

摘自《抗日战争时期的北碚》(重庆市北碚区政协文史委员会,1992,内部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