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兴国家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
发布时间: 2017-07-17 09:54:29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本文转自“凤凰读书”。

 

2016年5月30日晚,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十一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从全球危机与中国“去工业化”谈起,结合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兴国家转嫁所带来的困局,深刻剖析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背景与发展现状。

此次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主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女士,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先生,中信地产副总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院林竹先生,经济导刊社长季红女士出席活动。百人会场座无虚席,温教授鞭辟入里的演讲令现场氛围高潮迭起,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圆满成功。

全球危机与中国“去工业化”是生态文明战略的背景

在全球危机与中国的“去工业化”的背景下,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项重大调整而提出。全球危机源于“发展主义”现代化、即殖民化与资本化的制度成本。西方国家殖民扩张所孕育出的“现代化”,从来都伴随着巨大成本及恶性转嫁,而战后形成的第三世界则接受产业转移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生产过剩的同时,加之国家竞争,最终酿成了全面危机。

其背后的客观规律是:产业资本阶段内生性生产过剩,致使战后实体经济为主的世界真实人均GDP下降;促使金融异化为内涵的资本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随着美国金融资产加速增长。1990年世界资本市场总值6倍于全球GDP;2010年跃升为15倍以上。实现了从产业化到金融化的转变的同时,产业资本阶段的老三性让位于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形成的“新三性”:流动性、短期性、集中性,这决定着产业资本和资源经济的“负外部性”。发达国家金融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输入型危机和宏观调控两难。

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国家史的原住民人口大国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超大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上遭遇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的三大过剩。在社会方面则经历着小资国家的全民积累向大资异化和内部化占有的社会结构复杂变化。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国情约束与安全压力趋紧之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等制度成本内部消化的进程。

对此,中央政府与时俱进,提出重大战略调整,即生态文明理念与民生新政。包括:2002年城乡统筹、2003年科学发展观、2004年和谐社会、2005年新农村建设、2006年农业多功能性、2007年生态文明、2008年宏观调控、2009年包容性可持续发展、2012年美丽中国、2013年城镇化战略同期“留住乡愁”和美丽乡村、2014年新乡贤治理等。

西方代价转移所引发的冲突与困境

无论何种体制下的经济危机都促使社会矛盾全面爆发。20世纪50-80年代双寡头延续冷战期间,发生朝鲜战争、亚非拉解放斗争;西方产业资本经历了复苏、过剩、退出,导致阶级斗争与产业资本同步向外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进入金融时代从生产过剩改为生产短缺和金融过剩,发生巴尔干冲突、颜色革命、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唯以强权+意识形态维持旧秩序。总体而言,西方优势在于代价转移,表现为上述的冷战与后冷战的不同区域冲突。

而中国在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新世纪的发展经验。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促发1998年中国生产过剩,进行区域差别再平衡;2001年拉美金融危机与美国IT泡沫崩溃同步推动资本外流,中国入世;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和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强调生态文明战略与增加农村投入进修城乡差别再平衡;2010年西方债务危机带动欧盟日本相继QE恶化金融过剩,2013年新兴国家经济下滑,中国借助城镇化增加投资;2014年美国退出QE,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行。

关注到农业改革这一方面,印度“合法”土改转化为农民武装斗争,印度国父甘地曾经提出和平土改,但响应者寥寥;土地私有化造成三分之一农民处于无地、无业、无社保的绝对贫困之中。印度的城市化与贫民窟化同步,灰色就业占90%以上,不利于外资进入和政府推进本国工业化的努力。而在巴西,80%以上城市化的陷阱让贫困更加严重,财政赤字增加。失去食物主权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则发人深思:跨国公司掌控农产品期货贸易只为在国际市场获利而不为本地负责,致使食物从国外进口价格高于发达国家,造成劳动力成本过高,没有工业原始积累条件,只能卖资源;无资源可卖的则堕入极贫国家。

而在东亚,西方冷战促使东亚均分土地,形成制度收益及稳态的社会基础。中国半个世纪的工业化仍主要得益于土改后的村社理性。土改也使得人口占比最大的农户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过两次外资转化外债造成四次赤字危机,以及1978年以后几乎每次“三中全会”都遭遇的经济危机,通过汇率、分税制、货币化的改革、投资拉动等各种手段,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的双稳态结构,既没有绝对贫困只有现金收入能力低下人群;也没有19世纪欧洲那种无产阶级而有外出打工的农村小资群体忍受低工资无社保高剥夺。

生态化+社会化+互联网:农业4.0的模式

农业自身内在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农业内在特质不可能被根除,遂客观分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一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前殖民地国家(美加澳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因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对应的则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二是“莱茵模式”的前殖民主义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致使资源愈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遂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三是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东亚模式”的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垄断性但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乡土中国属原住民为主的东亚小农村社制经济基础。

中国是唯一主要依靠内部化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大型原住民国家。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开展了以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建设运动。政府支付部分原材料,调动规模化农民劳动力投入建设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现在生态文明战略下,农业要实现1.0到4.0的演进,可以概括为生态化+社会化+互联网。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试验区,早期试验集中在草根三农领域,当期试验注重市民农业,包括生态农业与环保农业,社区大学与农民培训,购销合作社与互助金融,老年与妇女协会等,从农民的需要出发,既有打工青年艺术团到农村义演,也有北京的医生志愿者为村民义诊。发展六位一体的生态农业:猪圈/厕所/沼气池,菜地/果园/养鱼池。另外,生态文明离不开城乡互动以及公平贸易的原则,这方面的各项举措也在大力推进中例如:“市民农业”在2012年第四届大会上成立了“生态农业互助网络”,2015年举办了世界社会化生态农业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