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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世界粮食危机与粮食国际战略
发布时间: 2016-04-28 19:22:47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世界粮食危机与粮食国际战略

周立[1]

粮食是人类参与生产的惟一的生存必需品,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先决条件。就一个国家而言,粮食还是战略品和国家公共物品。保障持续稳定的粮食供给,是每一个主权国家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近年来粮食不断被商品化、政治化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持续发生,国内外粮食市场和粮价波动的关联度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必须着手制定和完善我国的粮食国际战略。

一、持续不断的国际粮价波动

1.绿色革命的双重效应

以高产谷物品种、化肥、农药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绿色革命发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单产不断提高。农业专家们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人类自此摆脱了粮食安全悲观论者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黑色预言,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粮食产量将随着生物技术进步和集约化经营,可以不断地增加,以满足不断增加的消费需求。全球分工与自由贸易的推进,更加可以使得粮食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调剂,粮食生产的资源禀赋能得到充分利用,似乎粮食短缺问题已经得到永久性解决。

然而,人们很快看到了这次绿色革命的负面效应。过量使用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造成了化肥、农药和灌溉依赖,污染了土壤、水系,带来病虫害的抗性增强,土壤盐碱化、农作物品种单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还伴随着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和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等其他问题。

不仅如此,让绿色革命引以自豪的粮食产量也出现了瓶颈,世界人均谷物产量从1980-1985年间的每年335千克下降到2000-2005年的310千克。11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伊朗、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谷物产量占世界谷物产量的40%。而在1991到2004年这13年中,这11国的谷物产量仅有15.6%的增长,每年的增长率只有1.1%,远远低于这些国家每年将近2%的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农作物出口量也在迅速增长,比粮食的增长速度快10倍,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条件下,这是土地和资源向出口农作物转移的结果。

2.粮价波动与粮食危机的持续爆发

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世界粮价波动危机如“沉默的海啸”一般不期而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价格指数显示,全球粮食价格在2006年上涨了12%,2007年上涨了24%,2008年前8个月涨幅超过了50%。一些主要粮食品种价格更是涨幅惊人,据统计,2007年,小麦上涨了112%、玉米上涨了47%、大豆上涨了75%,而从2008年1月到4月中旬,大米价格就飙升了141%。粮食危机因为这次“农业通胀”(agflation)而引起了全球关注,英国《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廉价粮食的终结》的文章中指出,到2007年该杂志的粮食价格指数达到1845年该指数开创以来的最高点。粮食价格2005年以来上涨了75%,世界谷物储备也降到最低点,只有食用54天的储备量,一个高粮价时代正在到来。然而,2008年8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全球主要粮食价格在连续猛涨后大幅下挫。2009年情况依然,1月至11月,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与2008年同期相比低29%,粮食均价与2008年4月粮价最高时期相比下降了近40%。人们似乎又开始忘记粮价高涨和粮食危机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1-5月全球粮价继续下滑的情况下也做出预计,2010年全球粮价可能继续下滑。可事与愿违,伴随6月起的俄罗斯干旱、大火和粮食出口禁令,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克兰预计产量下降等因素,小麦价格自6月起又大幅上扬,6-8月上涨幅度超过了50%。这种价格快速增长趋势,引发了人们对2006-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再现的担忧。

很明显,高粮价危及了国家安全。联合国报告指出,到2008年年底,“最不发达国家的年粮食进口成本比2000年增加了3倍多,这并不是因为粮食进口量的增加,而是粮食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些迅猛攀升的发展态势使饥饿人数增加了7500万,使发展中国家大约1.25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到2009年,世界饥饿人口增长到超过10亿人。2007-2008年,有37个国家发生了民众暴动以抗议粮食价格的上涨,其中包括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及、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塞内加尔、索马里、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那些由于本国生产不足而不得不进口的生存必需品价格的无节制的上涨。海地等部分国家还发生了政权更迭。

二、粮价波动背后的国际战略

粮食价格波动的背后,有两股主导性的力量——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

1.粮食商品化及跨国粮商扩张

粮食商品化是将粮食多种属性单一化为商品属性,使得粮食不再作为生存必需品和国家公共物品供给,而是必须通过国内和国际市场购买。在粮价高企的情况下,那些缺乏购买能力的国家和民众会因此丧失获得食物的权利。在推动粮食商品化过程中,跨国垄断粮商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ABCD四大国际粮商是最主要的代表,ABCD四个字母代表着四家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在2.5亿吨的世界粮食贸易中,80%由这四大粮商垄断。正如嘉吉公司董事会主席明确表达的:“有一种误解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方面最大的需要就是为了本土的消费而发展种植粮食的能力。这是错误的。各国应该生产他们能生产得最好的东西,然后进行交易。”

在粮食商品化和自由贸易条件下,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主要是做到了“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和全市场覆盖。

全球化经营,是指它们已经实现了产业链和公司发展战略的全球布局,这使得它们的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等等,可以达到全球最低,在销售市场和产品价格上,又可以做到产业利润全球最高。全环节利润,是指跨国粮商的业务,贯穿了整个产业链,并采用参股、控股、联盟、上下游整合等诸多方式,控制了从研发、投资、生产,到下游所有的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控制了整个产业链,它们的战略就可以做到随心所欲了。它们想打击产业链上的哪一个环节,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全市场覆盖,就是指跨国粮商不仅做粮食,做种子,它们还参与到农产品与食品的加工领域。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不仅做农产品,还做工业品,做金融投资,做地产投资,它们是多样化经营的。多样化经营,可以降低风险;多样化经营,可以相互呼应。它们如果想打击现货市场,那它们利用期货市场就行了。它们如果想影响期货市场,只用放出现货市场中一面倒的风声就行了。它们甚至可以游说美国农业部等政府部门,与之相配合,达到公司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双赢。中国大豆自主权的丧失,已经显示了它们的威力。有人说这是“阴谋”,恐怕不确,应该说这是一场 “博弈”。每个参与者都要为此负责,充其量说也是“阳谋”,而非“阴谋”。

这些大公司具有强大的捕获能力。他们有能力游说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制订,让公共政策变成公司政策;他们可以资助研究,并让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公众机构成为其传声筒;它们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媒体,主导社会舆论,诱导消费倾向;它们也可以通过控制农民与产业链上的部分环节,实施其公司战略。如同《食物的未来》这个纪录片中所言,“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了学术研究,基因工程控制了对外宣传,跨国公司则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整合兼并控制了我们的食品供应”。究其本质,跨国粮商运作的手法无非是收益内部化,成本外部化的资本游戏,损伤的却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吃亏的是国家主权、社会公众和子孙后代。

跨国粮商在粮价上涨和粮食危机中收获颇丰。2007年嘉吉的利润上升了36%,ADM的利润上升了67%,邦吉的利润上升了49%。2008年第一季度,嘉吉的净利润上升了86%,ADM的毛利润上升了55%,邦吉的毛利润上升了189%。各种种子和农用化学公司2007年的利润增长也非同寻常:孟山都公司增加了44%,杜邦增加了19%,先正达增加了28%。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的上升标明,粮食价格上升但农民却不能获利,反而正在丧失其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跨国粮商通过当地代理人出售昂贵的种子和化学药品,把农民定义为昂贵的种子、化肥、农药的“消费者”。粮食组织(GRAIN)指出:“这些公司通过密切参与制定那些支配当今粮食体系的贸易规则,通过牢牢控制市场以及使得全球贸易得以运作的复杂的金融体系,就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上,能够将粮食匮乏变成巨大的利润。人们必须要吃饭,不管粮食有多贵。”

2.粮食政治化及粮食国际战略手段

粮食政治化就是利用粮食的战略品属性,将粮食当作推行一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手段,达成影响甚至控制他国的目的。至少有五种方法,使得粮食成为国际战略手段:粮食援助、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补贴、生物能源、转基因技术。其中,粮食援助、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补贴是三种传统手段,粮食战略实施国可以用来削弱甚至替代他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加强其粮食体系的控制力,并消化其过剩产能。21世纪以来,生物能源这一类似粮价遥控器的致命武器,在控制粮食价格上,更加游刃有余。想让粮食价格上涨,可以非常简单宣布加快生物能源的实施计划。想让粮食价格下跌,就宣布暂缓实施生物能源计划。转基因技术,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开始变成第五种战略手段,使得极少数有能力实施进攻性粮食战略的国家,又掌握了更为致命的技术手段,甚至是生物武器。通过技术垄断和捆绑销售,不仅实现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掌握了战略时机的主动权,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这是转基因技术的后发国家无法具备的。实际上,世界上有大量粮食生产能力剩余并制定了国际战略的国家,寥寥无几。美国玉米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出口量占65%,均居第一位;小麦产量占11%,居第三位,但出口量占33%,居第一位;水稻产量占2%,居第十位,但出口量占16%,居第三位;大豆产量占35%,出口量占67%,均居第一位。跨国粮商配合美国国家战略实施,是有如上前提的。

    美国学者约翰·马德莱在其名著《贸易与粮食安全》中曾这样慨叹:“从火星来的客人参观地球时,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星球上的人将食物和贸易联系起来的方式。他们可能会想,食物是这个星球居民的最基本的需求,可他们却将食物服从于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

三、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与稳定

1.中国粮食安全无法靠国际粮食贸易保障

近年来,自然资源虚拟贸易论甚为流行,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多进口粮食,说这就相当于进口了耕地、水,避免了可能的污染。这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粮食需求量巨大的国家,根本不可能靠国际粮食贸易保障粮食安全。正如农业部长韩长赋介绍:首先,世界粮食供求紧张。据测算,近10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4400亿斤,年均增长1.1%;产量增加2000亿斤,年均增长0.5%。其次,粮食国际贸易量很小,每年大体在4800亿斤左右,不到我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比如,稻谷是我国口粮消费的主体,占口粮的近60%,消费量每年3700亿到3750亿斤,而国际市场大米贸易总量也就是500亿到600亿斤,仅占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5%左右,通过国际市场调剂大米,空间十分有限。第三,我国大国效应明显。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还存在运输成本问题。进口粮食从上海、广东到岸后再转运到贵州、甘肃,尤其是偏远的农村,成本太高,消费者吃不起。多进口粮食,等于进口土地和水,确实有道理,但从国情看,只能适当进口,不能依靠进口。总之,“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

2.中长期粮食安全压力巨大

目前情况看,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较为理想,包括粮食在内食物总量表现为总体过剩。中国已连续十多年人均食物占有量超过推荐量。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616亿斤,比2003年增产2002亿斤。但是,粮食生产受资源、技术、资金制约和种粮比较效益影响,国内产量增长难度很大。特别是从长远看,供需之间将存在一定缺口,个别年份、个别品种、个别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暂的供求关系紧张问题。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持续进行的营养升级,将始终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巨大需求压力。综合考虑人口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发展等因素,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达11450亿斤。按照粮食自给率95%以上测算,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达到10800亿斤以上。从供求关系看,中国粮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要满足2020年的粮食总需求,今后10年,每年至少要增产粮食80亿斤,任务十分艰巨。

而且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不断发展和人口增加的背景下,粮食需求增长、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紧张的趋势不会改变,粮食增产的难度大,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粮食产需缺口扩大和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是构成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而且,我国粮食供需区域性和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近些年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南方销区粮食产需缺口扩大。中国历史上有“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今天则变成了,“华北、东北熟,天下足”。其中,东北三省以占中国近1/6的耕地,提供了占全国1/3以上的商品粮。北粮南运成为中国资源调配的核心内容。原来的“苏湖”、“湖广”地区,由粮食的主产区相继成为粮食的主销区。

与此同时,资源条件较差的西部及西南部分地区则存在缺口,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中国的营养不良问题主要原因不是食物匮乏,而是局部贫困,99%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这些地区地处偏远、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与其它地区联系较弱,加之自然灾害及次生灾害频发,本就脆弱的生计系统在面临冲击时会带来生存危机。如何维系绝对贫困群体的粮食供给和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重大任务。

3.努力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努力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必须重点解决当前中国粮食领域的四大问题:种粮比较收益过低、粮食供需区域性和结构性矛盾突出、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综合性国家粮食战略需要建立完善。

就应对国际粮食战略的挑战而言,中国需要制定国际和国内的粮食综合战略,并与其他国家战略相配合。在战略实施上,需要编制种子研发、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加工、消费等方面的综合计划,并在《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等规定条例基础上,进一步做出立法规范。就应对国际挑战而言,需要将粮食战略与国家能源战略、金融战略、贸易战略,甚至军事战略相配合,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人民的生存主权,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本文发表于《求是》2010年10月(第20期)。